2026年5月5日，立夏。清晨，河生醒来时，窗外的天已经亮了。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挤进来，在地板上画出一道道金色的条纹。他侧过头，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日历——立夏了。夏天开始了。他轻轻起身，没有惊动林雨燕。她昨晚接苏敏的电话接到很晚，苏敏说陈江最近工作压力大，天天加班到深夜，她劝也不听。林雨燕在电话里说了陈江一顿，挂了电话又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直到后半夜才闭眼。
河生走到阳台上，立夏的风已经热了，吹在脸上暖洋洋的，不再像春天那样带着湿漉漉的凉意。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巴掌大了，密密匝匝的，绿得像泼了一层油，把对面楼房的窗户遮得严严实实。墙角那棵石榴树开了一树的花，红艳艳的，像一团团火焰，花瓣在晨风中微微颤动，像在轻轻呼吸。花坛里的月季开了第二茬，红的、粉的、黄的，一朵一朵地挤在一起，沉甸甸地把枝头都压弯了，花瓣上还挂着早晨的露珠，在晨光中一闪一闪的。
母亲说过，立夏看夏，立秋看秋。立夏这一天，就能看出这一年的夏天是丰是歉。河生站在阳台上，眯着眼睛看天。天很蓝，没有一丝云，太阳明晃晃的，照得人眼睛发花。他又看了看梧桐树，看了看石榴花，看了看月季。树绿，花开，天晴。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夏天。
上午，河生去了菜市场。立夏了，林雨燕说要吃立夏蛋。这是老家的风俗，立夏吃蛋，力气大。母亲每年立夏都会煮茶叶蛋，用茶叶、酱油、八角、桂皮煮一大锅，煮好的鸡蛋壳裂开，花纹像瓷器一样好看。他买了二十个土鸡蛋，又买了一把艾草，挂在门口驱蚊虫。这是母亲的习惯，他搬了家，母亲不在了，习惯还在。
“大哥，买鸡蛋？立夏了，该吃立夏蛋了。”卖鸡蛋的是个中年妇女，脸晒得黑红，说话带着浓重的苏北口音。
“嗯。”
“大哥是哪的人？”
“河南的。”
“河南人也吃立夏蛋？”
“不吃。我老婆是南方人。她让我买，我就买。”
卖鸡蛋的妇女笑了。“听老婆话，是福气。我老公要是有你一半听话就好了。”
河生付了钱，提着鸡蛋往回走。街上的人多了起来，有人穿着短袖，有人已经换了凉鞋。他把夹克的袖子卷起来，走得不快不慢。回到家，林雨燕已经煮好了卤料。她把鸡蛋洗干净，放进锅里，倒上水，放进茶叶、酱油、八角、桂皮。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，茶香和香料的味道混在一起，满屋子都是。
“回来了？”
“嗯。买了鸡蛋。二十个。”
“放那吧。”
河生把鸡蛋放在灶台上，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。她穿着一件旧家居服，头发用皮筋随便扎着，几缕碎发垂在耳边。她老了，可她忙活的样子还是那样好看。
“你看什么？”林雨燕转过头。
“看你。”
“有什么好看的？一个老太婆。”
“老太婆也是我老婆。”
林雨燕笑了。“你就会说好听的。”
下午，陈溪从北京打来电话。电影后期制作开始了，她要在北京待一段时间，配合剪辑和配音。她的声音有些疲惫，可带着笑。
“爸，立夏了。”
“立夏了。你吃立夏蛋了吗？”
“吃了。方叔叔煮的。他煮了一大锅，给我送了好几个过来。他说他煮茶叶蛋的手艺是跟您学的，还说不信您尝尝。我说不用尝，看颜色就知道跟您煮的一个样。”
“他煮的比我好。他这个人，做什么都比别人认真。写字认真，写书认真，煮茶叶蛋也认真。他煮的茶叶蛋，蛋壳裂得匀，花纹好看，味道也入味。”
“方叔叔说您也是。他说您做什么都比别人认真。造航母认真，写回忆录认真，泡茶也认真。他喝过您泡的茶，说您泡的茶比茶馆里的还好喝。”
“他就会说好听的。”
“方叔叔说的是真的。我也觉得您泡的茶好喝。”
河生笑了。“你随他。”
立夏的第二天，河生收到了方卫国从北京寄来的一个包裹。包裹不大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幅字。方卫国写的，裱好了，卷在画筒里。河生展开那幅字，上面写着四个大字——“立夏清和”。落款是“卫国，时年六十有四”。他的字比去年又好了不少，笔画不再飘，落笔有根了。河生把那幅字看了很久，把它挂在书房墙上，旁边是周老师送他的那幅“天道酬勤”。方卫国的字和周老师的字并排挂在一起，一个端庄，一个洒脱。河生站在前面看了很久，两个人都不在了——周老师不在了，方卫国还活着，可他的字已经挂在墙上了。等他也不在了，这些字还在。字比人活得长。
下午，河生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响了一声就接了，方卫国的声音听起来比前几天精神了一些。
“卫国，字收到了。写得好。”
“练了好几年了。你说我的字丑，我就练。你说我的字没筋骨，我就练筋骨。你说我的字没灵魂，我就找灵魂。”
“现在不丑了。有筋骨了。也有灵魂了。”
方卫国在电话那头笑了。“河生，你这个人，一辈子不会说好听的。你说有筋骨，就是有筋骨。你说有灵魂，就是有灵魂。我信你。”
“嗯。”
“河生，立夏了，夏天来了。”
“来了。”
“可夏天还长着呢。你好好过，别着急。第六艘航母后年下水，溪溪的电影明年上映。你都赶得上。”
“赶得上。你也赶得上。”
“我赶得上。我还要看溪溪的电影呢。我还要看第六艘航母下水呢。我还要看你的字呢。我还要看你大哥的枣树结枣呢。我还没活够。”
“你活不够。我也活不够。咱俩都活不够。可够了也得活，不够也得活。活一天算一天。”
方卫国在电话那头沉默了。河生听着他的呼吸声，粗粗的，像拉风箱。他想起方卫国年轻时的样子。那时候他瘦瘦高高，戴着一副宽边眼镜，骑着一辆破自行车，车筐里永远塞着几本杂志和一沓稿纸。他从县城骑到省城，从省城骑到北京，从黑发骑到白头。他的车胎扎过多少次，补了多少回，谁也记不清了。可他一直没换过新车。
“河生，你在听吗？”
“在听。”
“你怎么不说话了？跟你说话，跟对着一堵墙说话一样。我在这边说半天，你那边一点动静没有。”
“墙不会答应你。我会。”
方卫国在电话那头笑了。
河生也笑了。
立夏的第三天，河生去了一趟研究院。第六艘航母的舾装进度很快，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五。巨大的船坞里，工人们在安装各种设备和系统，电焊的火花在夏日的阳光下闪着刺眼的白光。河生站在船坞边上看着那艘巨舰，想起了自己第一次走进船坞的情景。那时候他三十岁，年轻气盛，什么都不怕。现在他五十七岁了，头发白了，皱纹多了，身体差了。可他站在船坞边上，心里还是和三十岁时一样——激动，敬畏，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始终在胸腔里烧着的东西。
“陈总，您来了。”李晓阳从船坞那边走过来。
“来了。”河生说，“舾装进度怎么样？”
“完成了百分之六十五。下个月能完成百分之七十五。动力系统安装接近尾声，本周就能完成全部吊装。电气系统同步推进，电缆敷设已经过半了。通信系统的那套新设备，厂家提前一个月交付了，我们正在组织联调，数据很漂亮。”
“质量呢？”
“您放心，每一个设备都做过测试了，合格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。我们启用了新的数字化检测系统，每一颗螺栓的扭矩数据都上传到了质量追溯平台，出了问题能倒查到人、查到班、查到那一天的温湿度。”
“好。”
河生走进船坞，仰头看着那艘巨舰。钢板一块一块地拼起来，焊缝一道一道地焊过去。第六艘航母的飞行甲板比前几艘宽了好几米，舰岛也更紧凑。那些数字他早就烂熟于心，可站在实船面前还是觉得不一样。图纸是图纸，钢铁是钢铁。图纸上的一条线，到了船坞里就是几吨重的钢板，要几十个人抬。图纸上的一个焊缝符号，到了焊工手里就是几千度的电弧，要在钢板上一寸一寸地走，手要稳，心要定，不能急。
从研究院出来，天已经快黑了。河生开着车，收音机开着，放着一首老歌。他跟着哼了几句，还是走调。
立夏的第四天，河生收到了陈溪从北京寄来的一个包裹。包裹不大，打开，里面是一本书的样书——《大河之子》的精装本，深蓝色的封面，烫金的标题。陈溪在扉页上写了几行字：“爸，这本书是写您的，也是写给所有像您一样的人。谢谢您，让我成为您的女儿。立夏了，夏天来了，您要注意身体，别太累。我很好，您别担心。”
河生把那几行字看了很久。他想起陈溪小时候，他教她写字。她握笔的姿势不对，他纠正她。她不高兴，把笔一扔，说不写了。他也不高兴，把笔捡起来塞回她手里，说不写不行。她哭了，他哄她。她哭完了又写，写完了又哭。现在她不用他教了，她写的字比他好看。
他把书放在书桌上，压在玻璃板底下。
下午，河生给方卫国打了个电话。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，方卫国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，可还是带着笑。
“河生，溪溪的书收到了？”
“收到了。她给你寄了吗？”
“寄了。我收到了。写得好，比第一版还好。这孩子有耐心，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三遍，改到满意为止。不像你，画图纸画到第七遍就摔笔。”
“她随你。你写书也这样，一遍不行两遍，两遍不行三遍，写到满意为止。”
“那是。我是她老师，她随我。”
两个老人在电话里笑了。
“河生，溪溪的电影后期制作开始了。她说要忙一阵，不能常打电话。”
“让她忙。年轻人，忙点好。闲下来就生锈了。”
“你也是。你这个人，一辈子不闲。”
“闲不住。”
“闲不住也得闲。你老了，不比年轻时候。”
“嗯。”
立夏的第五天，河生去了一趟医院。不是看病，是看老李。老李做了膝盖置换手术，正躺在床上休养。河生走进病房，老李正靠在床上，手里拿着一本《大河奔流》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老花镜，镜片后面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
“陈总，您来了。”老李把书放下，笑了。他的脸色比上次好了一些，嘴唇有了一点血色，可人还是瘦，被子下面几乎看不出腿的形状。
“来了。你怎么样？手术疼不疼？”
“疼。可疼也得做。不做走不了路。医生说恢复得好，过几天就能下地了。”
“那就好。老李，你好好养着，等好了，我请你喝茶。”
“好。你说话要算话。你这个人，一辈子说话不算话。上次说请我喝茶，没请。上上次说请我喝茶，也没请。”
河生笑了。“这次真的请。”
“哪次你说不是真的？”
从医院出来，河生开着车，收音机开着，放着一首老歌。他跟着哼了几句，还是走调。可他没有换台，那首歌他听了大半辈子了，从年轻时候听到现在，一直没学会，一直没换。
立夏的第六天，大哥从河南打来电话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说枣树开花了，满树都是黄色的小花，蜜蜂围着嗡嗡嗡地转。
“河生，你啥时候回来？枣花开了，过几个月就结枣了。”
“快了。等溪溪的电影忙完了，我就回去看你。”
“好。我等你。”
挂了电话，河生站在窗前。窗外的石榴树开了一树的花，红艳艳的，像一团团火焰。一只蜜蜂在花间嗡嗡嗡地飞，翅膀在阳光下闪着透明的光。河生看着那只蜜蜂，想起了德顺爷。德顺爷也养过蜂，几箱蜜蜂放在黄河边。他穿一件旧棉袄，戴一顶草帽，从蜂箱里取蜜。他取蜜的时候不戴面罩，蜜蜂在他脸上爬，他不怕。
“德顺爷，蜜蜂不蜇你？”
“不蜇。你不怕它，它就不蜇你。你怕它，它就蜇你。”
河生不信。德顺爷笑了。“你试试。”他不敢试。德顺爷也不勉强他。他把蜂蜜装进瓶子里，递给河生。“拿回去，给你妈。”
河生捧着蜂蜜瓶子跑回家。母亲接过蜂蜜，笑了。“德顺爷给的？”“嗯。”“替妈谢谢他。”
立夏的第七天，河生收到了大哥寄来的一个包裹。包裹不大，打开，里面是一瓶蜂蜜。枣花蜜，金黄金黄的，浓稠得能拉出丝来。大哥在信里说，今年的枣花蜜，自己养的蜂采的，甜。你尝尝。你胃不好，蜂蜜养胃。每天早上喝一杯，别偷懒。
河生拧开瓶盖，用勺子舀了一点，放进嘴里。很甜，很香，带着枣花的清香。他想起小时候，母亲也会做蜂蜜水。家里穷，买不起蜂蜜，母亲就用红糖水骗他。他知道那是红糖水，不是蜂蜜，可他喝得开心。母亲骗他，他装傻。两个人都高兴。母亲要是还在，看到大哥寄来的蜂蜜，一定很高兴。她没喝过真正的枣花蜜，她喝了一辈子红糖水。可她从来不觉得苦。她说红糖水甜，甜就行，管它是什么做的。
河生给大哥打了个电话。“哥，蜂蜜收到了。很甜。”
“甜就好。你每天早上喝一杯，别偷懒。你那个人，一辈子不拿自己当回事，吃药靠催，吃饭靠喊，睡觉靠骂。你嫂子走了以后，没人骂你了，你更不拿自己当回事了。”
“嫂子骂我？”
“骂。她骂你，说你不好好吃饭，不好好睡觉，不好好照顾自己。她说你这个人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不会心疼自己。”
河生的眼泪掉了下来。嫂子走了好几年了，可他还能听到她的骂声。她骂人的时候嗓门不大，可句句戳心窝子。她骂他，他笑着听。她不骂了，他反而不习惯了。
立夏的第八天，河生去了一趟周老师的墓地。不是清明，不是忌日，他就是想去看看。立夏了，他想去告诉周老师一声。墓地在青浦，坐地铁换公交，将近两个小时。他背着一个旧帆布包，里面放着一束黄菊花、一瓶矿泉水、一块抹布。
墓碑还是老样子，黑色的大理石，刻着周老师的名字和生卒年月。碑前的石台上落了一层灰，还多了几片梧桐叶，干枯的，卷曲的，边角已经发黑了。他蹲下来，先用抹布把墓碑仔细擦了一遍，碑面上的灰尘被一点点抹去，黑色的石头慢慢露出本来的光泽，能照出他花白的头发。然后从包里拿出那束黄菊花，放在碑前。菊花的花瓣在立夏的风中轻轻颤动，像在点头。
“周老师，我来看您了。立夏了，天气热了，您在那边也好吧？溪溪的电影后期制作开始了，方叔叔说剪得好。您要是在，一定高兴。您教她写字，教她做人。您说过，字如其人，人如其字。溪溪的字写得好，人也做得好。随您。”
他蹲了很久，腿有些麻，干脆在碑前的石阶上坐下来。石阶被夏天的太阳晒得温温的，不像冬天那样冰凉了。他拿出保温杯，拧开盖子喝了一口水。水不烫了，温吞吞的，刚好入口。他想起周老师生前也爱喝茶，龙井。每年春天，他都会给周老师买两斤，用铁罐装好，亲自送过去。周老师接过茶叶，闻一闻，说好茶。
“周老师，您走了以后，我每年春天还买龙井。没人喝了，我自己喝。您教我的那些东西，我都记着。字如其人，人如其字。您的话，我记了一辈子。”
他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灰。阳光从松柏间漏下来，在地上投下稀疏的光影。远处有鸟在叫，声音脆生生的，像是麻雀，又像是白头翁。他分不清，他也不在意。
“周老师，我走了。下次再来看您。您保重。”
风吹过松柏，发出低沉的声音，像有人在轻轻地答应他。河生走出几步，又回头看了一眼。菊花的花瓣在风中轻轻摆动，阳光照在上面，黄得发亮。
立夏的第九天，河生收到了方卫国寄来的一本新书。封面是浅绿色的，上面印着几个字——“立夏笔记”。方卫国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：“河生，这是我去年夏天写的随笔，集起来印了几本，送你一本。不是什么正经书，就是写着玩。你闲着没事翻翻。”
河生翻开第一页，方卫国写的是立夏。“立夏，夏天的第一个节气。蝼蝈鸣，蚯蚓出，王瓜生。蝼蝈是什么？我查了，是蛙。立夏一到，蛙就开始叫了。我小时候住在乡下，晚上听着蛙声睡觉。那时候不觉得好听，只觉得吵。现在想听，听不到了。城市的夜晚太安静了，安静得让人睡不着。”
河生看着这段话，眼眶有些湿。他想起了黄河边的蛙声。夏天的晚上，黄河滩上的蛙声一片，呱呱呱的，聒噪得很。德顺爷说，蛙叫得欢，说明今年收成好。他不信，可德顺爷信。德顺爷信的事，他后来慢慢也信了。
立夏的第十天，陈溪的电影后期制作进入了关键阶段。她在电话里说，剪辑师剪得很好，把黄河拍得很美，把她奶奶拍得很活。音乐也在配了，找了一位很有名的作曲家，写的曲子很动人。配音也在做了，请了一位老艺术家给德顺爷配音，声音浑厚。
“爸，您什么时候来北京看看？看看剪辑，听听配音。”
“不去了。你看着办。你方叔叔看了就行。他说行，就行。”
“方叔叔看了。他说好。他说德顺爷的配音配得好，把他演活了。他说他听着配音，想起了德顺爷。想起了德顺爷的船，想起了德顺爷的铜铃，想起了德顺爷站在黄河边看水的样子。”
“你方叔叔记性好，他什么都记得。”
“方叔叔说，您记性也好。您什么都记得。您只是不说。”
河生沉默了一会儿。“你方叔叔说得对。我不说，可我记得。”
立夏的第十一天，河生坐在书房里，铺开宣纸，拿起毛笔，蘸了墨，在宣纸上慢慢地写着。他写的是——“立夏”。写好了，他看了很久，把它贴在墙上。旁边是方卫国写的那幅“立夏清和”。方卫国的字比他写得好，周老师的字比他写得更好。可他不急。他慢慢练，练到写不动为止。
他把毛笔放回笔架上，笔尖已经洗净了，墨也吸干了，等着下一个字。
窗外，暮色四合，梧桐树的叶子在暮色中闪着光。墙角那棵石榴树的花朵在微风中轻轻点头。立夏了，夏天来了。春天走了，可春天留下的那些东西还在。树的叶子还在，花的花朵还在，人的念想还在。
河生摸了摸口袋里的铜铃，摇了摇。叮叮当当的声音在立夏的暮色中响起来。德顺爷的声音仿佛又回来了——“河生，你去吧，去远一点的地方。”
他去了。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可他从来没有忘记回来。铜铃一响，他就知道家在哪儿。根在哪儿。在黄河边，在枣树下，在母亲长眠的山坡上，在周老师教他写字的那些下午。